“中国好人”郭相颖的故事

1974年初冬，大足北山朔风凛冽。37岁的郭相颖挑着扁担，一头是被褥，一头是煤油灯，踩着湿滑的石阶走上山时，心里也打着鼓——调令上那行加括号的“只准住北山”5个字，白纸黑字，明明白白。组织上怕他当“逃兵”，他也怕自己熬不住。

安顿好病妻幼子，这一上去，就是整整10年。山上没水，他挖水坑蓄雨水；没菜，他抡锄头开荒地；没电，煤油灯一燃就是三千多个夜晚。每周清扫两次石刻走廊、每日巡山查窟，青灯古佛成了他最忠实的邻居。

“两本半”书，就是他初到北山时全部的“家底”：《佛学大纲》《简明佛学词典》，外加一本油印的《大足石刻志略》手稿。就靠这点“粮食”，他从分不清菩萨与罗汉的“门外汉”，硬是啃成了石窟文化的行家里手。

但真正让他名留石刻史册的，是一支画笔。

以尺为规，以笔为犁，两卷长卷惊世人

1980年代初，国家文物局要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立“四有档案”，图像资料必不可少。彼时的文管所，穷得连一台黑白相机都买不起。

“我来画。”郭相颖说得轻巧，做起来却是千钧重担。一把1米的直尺、一条皮尺、一个画架，就是全部测绘工具。白天，他在崖壁间爬上爬下，用最原始的方式逐尊测量造像尺寸，在废报纸上打草稿；夜晚，煤油灯下铺开宣纸，一笔一画精心描摹。北山的264龛、宝顶山的数千尊造像，大到数丈高的卧佛，小到指甲盖般的菩萨，无一遗漏。

历时近三年，两幅20多米的白描长卷终于完成。当时的他并不知道，这卷耗尽心血的手绘长卷，会在十几年后改写大足石刻的命运。

以图为证，以心为凭，六载申遗定乾坤

1999年12月1日，摩洛哥马拉喀什。世界遗产委员会全会现场，大足石刻申遗进入最关键的表决环节。然而幻灯片播放的单张照片，根本无法展现宝顶山、北山绵延数里的宏大规模，在场国际专家面露疑色，审议一度受阻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郭相颖从容取出那两卷泛黄的白描长卷，在会议桌上缓缓展开。20多米长卷依次铺开，近万尊造像气韵生动、连贯成篇。无需翻译，无需解说，中国石窟艺术的恢宏气象征服了全场。

此前对中国石窟持保留态度的英国专家乔治，看完长卷后深鞠一躬：“您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。”11时45分，主席锤落——大足石刻正式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，成为中国继敦煌之后第二处石窟类世界文化遗产。郭相颖冲出会场拨通越洋电话，喉头哽住，半晌说不出话。

以名为轻，以石为重，辞官只为护石魂

1984年，郭相颖调任大足县副县长，分管文化、旅游、城建。每年现场讲解100余场，出色完成对多位国家领导人的解说任务，荣誉接踵而至。但他心里始终有个声音：“我不会离开石刻。”

1990年，两届任期将满，郭相颖做出惊人之举——主动请辞，申请调回文管所。有人替他惋惜：“副县长不当，偏要回山沟守石头，何苦？”他答得坦荡：“比我会当副县长的人好找，但像我这样热爱文物事业的人不多。”

回“家”后，他组建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并任首任馆长，牵头完成学术成果16项，主编《大足石刻》《大足石刻铭文录》等专著。2008年，千手观音造像启动全国石质文物保护“一号工程”，历时8年修复，耄耋之年的他仍多次参加论证会，为修复保驾护航。

以老为继，以声传世。离开馆长岗位后，郭相颖从未真正“退休”。每年义务讲解近百场，录制《一龛一说》专题视频80集，荣登2026年“中国好人榜”后依然活跃在文保一线。他说：“要让青少年理直气壮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”

如今88岁高龄的他，书房里仍挂着一幅自题字画——“若有来世择业时，再卧青灯古佛前。”半生一觉石刻梦，圆梦两鬓已成霜。从37岁上山，到88岁仍在奔走，郭相颖用半个世纪践行了那六个字：择一事，终一生。（黄姝颖、陈思宇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