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硬邦邦的法条，如何在软乎乎的乡土里‘落地生根’？”——西政学子探寻乡村治理的底层逻辑

走出“象牙塔”，走进“泥巴墙”。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将课堂搬进田间地头，在重庆市酉阳县木叶乡这片海拔千米的高山土地上，书写了一堂“行走的思政课”。

“先坐下来”——硬邦邦的法条，遇见软乎乎的乡土，第一课是学会放下身段

七月的酉阳热浪汹涌，木叶乡的盘山公路九曲回肠。大巴车晃晃悠悠往上爬，车窗外是悬崖，是云雾，是漫山遍野的绿。车上有人晕车吐了两回，有人攥着扶手不敢松手。三个半小时后，当大巴终于停稳在海拔一千一百米的梨耳村时，带队老师说了一句：“到了，这就是咱们今天的课堂。”没有黑板，没有投影仪，漫山遍野的藤茶是最好的教材。

木叶乡政法委员、副乡长史方钊接待了实践团。队员们本以为第一站会是会议室，史方钊却直接把大家领进了一户村民家——现场观摩一起邻里纠纷调解。炉灶边的长凳上，两位当事人面对面坐着，一个别着脸，一个低着头。史方钊没有急于评判对错，没有翻开任何文件，而是先把搪瓷缸推到每个人面前，说了一句让所有队员都愣住的话——“先坐下来。”紧接着，他以拉家常的方式缓和气氛，引导双方敞开心扉。待双方完整陈述、前因后果逐渐清晰后，史方钊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摆事实、讲道理，逐层梳理分歧。一个多小时过去，紧绷的对立情绪慢慢消解，从最初争执不下，转变为平和沟通，最终共同达成了双方都认可的和解方案。

理的不是法条，是“理”。理完之后，两家人各自往后退了一步——退了这一步，路宽了，心也宽了。“法律不是用来把人逼到墙角的。”史方钊端起搪瓷缸，“农村的事，光讲法不行，光讲情也不行，得把法和情揉在一起，像揉面一样，揉匀了，才好吃。”队员们听得入了神，有人眼眶微微发红。在学校里背了那么多法条，第一次感觉到：法条是冷的，但用法条的人可以是热的。

队员杨槿萱在笔记里写道：“来之前我以为法治是‘武器’。来之后我才发现，在木叶乡，法治更像‘黏合剂’——不靠强硬打破什么，靠柔软连接什么。”

“别光记法条，记人心”——从积分超市到调解卷宗，他们在大山里找到了治理的密码

在梨耳村“积分超市”的墙上，贴着村民的“文明账本”：参加普法学习加五分，主动调解邻里矛盾加十分，人居环境整治加三分……这是木叶乡把“法治”转化成村民听得懂、看得见的东西的方式。以50分为基础分值，村两委每月逐户上门开展考评打分，逐项告知加减分细则，引导村民扬长避短、向善而行。

队员们坐在长条凳上，跟村两委干部聊了一整个下午。一位村干部说：“以前搞普法，发传单没人看，喇叭喊没人听。后来我们换了个思路——不让法治‘讲’给村民听，让法治‘长’进生活里。”亲眼见识这套机制后，队员们纷纷感慨，这套治理模式务实高效、贴合乡土实情，真正激活了村民自治的内生动力，充分调动的积极性持续涵养着向善向好的村风民风。

长进生活里的法治长什么样？长在“积分超市”的货架上，长在史方钊那只搪瓷缸的热气里，长在田埂上那句“算了，听调解员的”的和解里。

有队员追问史方钊：“那法治在这儿到底还有多‘硬’？”他想了想，指着墙上的调解流程图说：“法律是底线，红线不能碰，这是硬的。但红线之上，我们有几十种让人‘坐下来谈’的办法。法条不软，但用法条的人可以软。”

那天晚上，队里开会讨论“法治积分”方案，大家七嘴八舌到深夜。史方钊那句话一直悬在每个人头顶——“别光记法条，记人心。”

下山之后——法学生带着《民法典》来，带着一个“治”字走

离开木叶乡那天，山间的雾还没散。大巴启动时，队员们趴在车窗上往外看——司法所的小楼、藤茶厂的烟囱、“积分超市”的红牌子，一点一点变小，最后隐没在群山之中。

沉默了许久。有人轻轻说了一句：“还会再来的。”

队员唐婉婷在笔记最后一页写道：“学法律，学治理。后者可能需要用更长时间去悟。下山之后，我才开始重新理解‘治理’这两个字——它不在模拟法庭的辩论里，不再高高在上的条文里。而是在搪瓷缸里，在炉灶边。”

据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党委书记颜怡介绍，下一步，学院将持续深化“大思政课”实践教学改革，把乡村振兴作为立德树人的“活教材”，推动法学教育与基层治理需求深度对接，将木叶乡等实践基地打造成“没有围墙的法治课堂”。

硬邦邦的法条如何在软乎乎的乡土里落地生根？

这群年轻人的回答是：别光递法条，递一杯热茶。别光讲道理，先坐下来。因为真正的法治，从来不在纸上——在搪瓷缸升腾的热气里，在老调解员那句“先坐下来”的招呼里，在每一次“算了，听调解员的”的和解里。

木叶乡的那山、那水、那些人，以及那片承载着振兴希望的藤茶园，已经在这场盛夏的相遇中，成为这群年轻人生命中无法抹去的一页。青春与法治的约定，从来不在纸上，在大地上。（李柯佑、陈思宇）